汉代西北丝绸之路的鼠害 [1]
王子今
内容提要
汉代西北方向的草原丝绸之路沿途，与其他水草条件适宜的地区同样，多有鼠类生存丝绸 。鼠的繁殖与活动对屯垦和交通都造成危害。汉代遗址鼠洞发现的丝绸残片，是相关现象的文物证明。鼠患严重威胁谷仓粮食储备的安全。考古发现的捕鼠器及汉墓随葬鸮仓模型，都保留了当时人们抗击鼠害的历史记忆。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猫”尚有不同解说。参照其他相关发现，或许可以充实我们对猫的驯宠引进的历史的认识。
云梦睡虎地和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代简牍文书中，都有民间日常选择时日吉凶的用书《日书》丝绸 。睡虎地秦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中都可以看到用以纪时和占卜的十二种动物。这十二种动物有时与十二地支对应，类同后来的十二生肖。有人认为，或许可以看作后世十二生肖的雏形。两种战国秦代《日书》中的十二种动物和后来的十二生肖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可以看到“鼠”与地支“子”相互对应。 [2]很早以前，“鼠”已经进入社会纪年方式之中。“鼠”不仅与人类农耕区的生产与生活有密切的关联，在草原荒漠地方，也深度介入了社会日常活动。
《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分析“西北区”的地理条件，以“荒漠中的动物界”为主题，指出这一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荒漠为主的植被，对动物区系的组成和生态特征有很大影响”丝绸 。研究者指出，这一地区“动物相当贫乏，特别是在大沙漠的中心”，鼠类的活跃引人注目。“代表性动物以啮齿类的跳鼠和沙鼠亚科为主。其余如五趾跳鼠、土跳鼠、三趾跳鼠、长爪跳鼠，具有特长的尾及后肢，能在风沙中迅速地作60～180厘米大距离的跳跃，足底具硬毛垫，能在沙地奔驰，通常夜出活动，一夜间能驰走10公里，是荒漠半荒漠地区的种类。” [3]这是现代草原荒漠野生动物分布的形势。有迹象表明，汉代草原丝绸之路许多路段鼠类生存与繁殖，对屯垦收获与交通条件造成了比较显著的负面影响。
一 贝格曼的发现：鼠洞里的丝绸残片
宋代学者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记载丝绸 了“天都”地方汉章帝章和时期（87～88年）“木简札”的发现：
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米若干”丝绸 。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畜书帖中比也。其出于书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谓之“札书”，见《汉武纪》《郊祀志》。乃简书之小者耳。张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云尔。 [4]
“天都”在宋与西夏战争前线，相当于汉代北边丝绸 。 [5]看来，“缣几匹，绵几屯”简文传递的信息在宋代已经为学者关注。宋代历史记忆可以得到近代以来考古工作收获的印证。甘肃考古学者在总结敦煌西部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出土实物时，列言“生产工具、兵器、丝绸……” [6]在军事遗存的出土文物，“丝绸”仅次于“兵器”，位居第三。
1927～1934年瑞典考古学者沃尔克·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察，在许多汉代烽燧遗址的地层中发现了珍贵的丝织品遗存丝绸 。如烽燧A3出土“缝缀在一起的天蓝色、蓝白色和褐色织物残片，2条浅黄色绸缝制的丝带，丝绸填塞物，灰黄色植物纤维布的残片，1根植物纤维绳等”。烽燧A6有“敞开的、织造精美的覆盖有黑色胶质的丝织品残片；丝质纤维填料；细股的红麻线”等文物与汉代封泥、木简同出。通称“破城子”的城障A8有“天然丝，丝绸纤维填料”，“植物纤维织物”，“天然褐色和其他颜色的丝绸残片”，“不同颜色的丝织物、丝绸填料、植物纤维材料残片”等，与诸多汉代文物同时被发现。台地地区“地点1”标号为P.398的遗存，发现了“（天然）褐色、黄色、深红色、深蓝色、浅蓝色、深绿色、浅绿色”的“小块丝绸残片”。“地点7”标号为P.443的遗存出土的“丝织物”，其色彩包括“褐色（天然）、黄褐色、浅绿色、深绿色、蓝绿色、和深蓝色”等。据考古报告载录，“有朱红色阴影的鲜红丝绸残片”发现于金关遗址A32“地点A”，“玫瑰红、天然褐色丝绸和丝绸填料残片”发现于“地点B”，“天然褐色、褐色和酒红色丝绸残片”发现于“地点C”。此外，“部分缝补过的丝绸为天然褐色、绿色、蓝绿色、蓝色和红色”。所谓“丝绸填料”“丝绸纤维填料”应当就是河西简文经常出现的“絮”。《说文·糸部》：“絮，敝緜也。”段玉裁注：“绵者，联
也丝绸 。因以为絮之称。敝者，败衣也。因以为孰之称。敝绵，孰绵也。是之谓絮。凡絮必丝为之。古无今之木绵也。以絮纳袷衣间为袍曰褚，亦曰装。褚亦作著。以麻缊为袍亦曰褚。”又《说文·衣部》：“襺，袍衣也。从衣，繭声。以絮曰襺，以缊曰袍。” [7]“絮”是丝绸生产的边角料，通常也用作寒衣表里之间的填充物。也可以看作丝绸在物质生活中应用方式的补充。 [8]
据贝格曼报告发表的资料，出土于地湾遗址A33“地点4”的丝绸残片色彩纷杂，包括“褐色、浅红色、深红色、绿黄棕色、黄绿色和黄色等”丝绸 。大湾遗址A35地点1、地点2、地点5、地点12均出土“丝绸残片”，地点4、地点6、地点7、地点8、地点9、地点10出土“纺织物残片”。“地点1”标号为P.66的遗存，考古学者发现了“各种颜色（浅黄色、灰色、褐色、绿色和玫瑰红色）的丝绸残片”。 [9]这些发现，对于我们认识汉代边塞守备人员的日常勤务与生活以及河西地方丝绸市场的形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10]就丝绸之路史的研究而言，深化并充实了我们的知识。 [11]
我们看到，一些丝绸残片是在鼠洞内发现的丝绸 。贝格曼在关于博罗松治遗址P9地点12的考察记录中写道：“一个老鼠窝内有简和削衣的残片，还发现了素简和丝绸破片，但因残片太小而无法采集。”“老鼠窝内发现的遗物在这个遗址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这些老鼠窝很有意思，内有草、丝绸残片、绳索和削衣残片。很显然，简上的字被刮去是为了以备重复使用。老鼠便收集了这些带有文字的碎木片。往往就在老鼠窝附近，能发现一小堆发黑的谷粒。”在“地点13的鼠穴内，也发现了没有字迹的小纸片”。详细的记述是，“我们在和地面高度相同的火灶和陶罐之间的墙体附近发现了一个鼠穴，穴内除了常见简的残片（大部分是削衣）和丝绸残片等外，还发现了一些小块纸片。”这一遗址地点7P.243的记录中写道：“2-25，在鼠穴中发现的一组杂器和小型器物，第2件为小块丝织物，色泽有褐色（天然）、黄褐色、浅绿色、深绿色、蓝绿色和深蓝色。第3件为浅灰色粗纸。第4件为白色粗布料（可能是漂白了的植物纤维织物）。第5件颗粒状填料（丝质）。第6-25为木简削衣（并不完全来自同样的鼠穴）。” [12]
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的丝绸遗存普遍经过鼠害破坏，因此每多残碎，发掘者称作“丝绸破片”“丝绸残片”“小块丝绸残片”“纤维织物残片”“纺织物残片”“丝绸填料残片”丝绸 。这些被鼠齿撕碎的“残片”，与削衣、碎纸有相近的柔软质地，适宜于增益鼠穴的舒适度。不仅在寒冷区域有益于保暖， [13]在母鼠生产、哺乳时可以提供更好的条件。鼠穴近旁往往发现“发黑的谷粒”，应是鼠穴储备的食粮。
二 尼雅遗址出土的捕鼠
丝绸之路沿途多见鼠患造成的破坏丝绸 。汉代西域地方考古的相关发现，可以充实我们对丝绸之路生态环境的认识。
早期西域考古，有涉及鼠害的发现丝绸 。如斯坦因1906年10月15日获得的一枚佉卢文简，“正面有5栏佉卢文”，“背面有3栏佉卢文”，“中央一栏和左栏的一部分被老鼠（？）啃坏。” [14]其他质料的文物也存在被鼠害破坏的情形，如《西域考古图记》第三十一章《和田东部和北部的遗址》第一节《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遗址》所记述“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出土的遗物”：“F.II.i.001.供奉织物和波罗蜜多经卷。经过鼠咬。发现于佛龛的（a）、（b）两枚涂蓝小珠。（a）管形，（b）立方体，但角上都被削成斜面。底部，只剩下残片。其中有平织锦碎片，呈紫色和绿色。” [15]据记述，房址FII“房内填满了流沙，厚达6英尺以上”，考察者发现，“房屋废弃后，支柱或支撑的木结构在房屋受到流沙侵袭但还能进入的时候被人弄走了。在佛像左脚下，保存着一堆被老鼠啃咬过的供奉织物和波罗蜜多经卷（F.Ⅱ.i.001）。” [16]“在五花八门的发现品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一个大食橱了。它4条腿较高，雕刻得很奇怪。图版XXI有奈克·拉姆·辛格按比例绘制的复原图。它肯定和现存新疆农民家里的镶箱一样，用于存放食品，它的腿之所以刻成那种样子，显然是为了防止小老鼠之类爬进去。” [17]防备鼠患，成为当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警觉。“东北角狭窄的房间iii”出土的“日用物品中有一捕鼠夹（N.XIII.iii.001，图版XIX）。”在“N.XIII出土器物”题下记载：“N.XIII.ii.001.木捕鼠夹。参见N.XXIV.vii.0013和《古代和田》，图版LXXMI，N.XIX.2。14英寸×4英寸×英寸。图版XI。” [18]在有关“废墟N.XXIV出土器物”的介绍中，我们看到：
N.XXIV.vi.0013.木鼠夹丝绸 。矛头形扁木片，最宽部钻有大孔，直径1号英寸。一条V形沟几乎横贯总长。孔附近有6个小钉孔。上头部有第7个孔。使用时，大孔放在鼠洞或道口上。老鼠通过时，控制器，沿V形沟自行发射一箭状物，射杀老鼠。参见N.XIII.iii.001和《古代和田》，第二卷，图版LXXII，N.XIX.2。15英寸×3～1英寸×英寸。 [19]
对“木鼠夹”的设计原理和使用方式有所说明，这是以机械方式触发射击以杀死老鼠的工具丝绸 。
三 谷仓的鼠患与防鼠设计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关于楼兰附近的遗存，说到大迈塞LM3的一处洞窟遗迹，发现了“许多啮齿类动物骨骼”，“霍涅尔猜测这个洞曾经是一个粮仓，因此才会有许多兔子留下来大嚼其储藏物，当部分洞顶坍塌时，它们便成了牺牲品丝绸 。” [20]啮齿类动物对粮储设施的破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中国动物志》对于“原仓鼠（CricetusLeske）”的介绍，这是体型较大，体长可达300毫米以上的古北界仓鼠亚科中个体最大的种类。“本属只原仓鼠一种，但分布甚广，从欧洲西部向东一直至中亚东部。国内分布仅新疆地区。” [21]而“麝鼠属（Ondatra Link）”的新疆标本，体长可达293毫米。 [22]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十九章《玉门关》记述，谷仓建筑“基座很高，四面陡峭”，据斯坦因分析，“这是为了保护仓中粮食不受啮齿类动物破坏，啮齿类动物与盗贼一样都是防范的目标；基座上没有台阶和上下的路径，可能只是在把粮食搬进搬出时人们才想办法上去，这样才可以更有效地防范啮齿类动物丝绸 。基座底部受了一点风蚀，这样更可以防范老鼠。” [23]
《西京杂记》卷四“曹算穷物”条说，曹元理为友人陈广汉计“囷米”“石数”，“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丝绸 。’遂大署囷门。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 [24]可知仓囷多鼠，是非常普遍的情形。仓鼠的猖獗，导致仓储粮食的损耗成为常态。后世史籍可以看到这样的实例，《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税粮”条：“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郡县各差正官一员部之，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 [25]所谓“鼠耗”之难以避免，以致出现定率相对明确的制度。《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志二》“仓库”条也可以看到“谷之存仓有鼠耗，盘粮有折减，移动有脚价” [26]的说法。《清史稿》卷二九〇《方苞传》也说：“谷存仓有鼠耗，盘粮有折减，移动有运费。” [27]仓粮“鼠耗”，是长久的定制。
四 汉墓随葬鸮仓模型的意义
早期储物陶器的形制借取鸮的形象，或有防避鼠害的用意丝绸 。青海齐家文化遗存的相关发现，应与草原丝路交通带的生态条件有关。 [28]
汉代遗存中所见“鸮”的文物实例，以陕北、山西出土物比较集中丝绸 。两地正当西汉朔方刺史部、并州刺史部，东汉并州刺史部方位。汉代北边墓葬出土有学者称作“鸱枭壶”“鸮壶”的陶制明器， [29]其象征意义可能更明确的指向对地方鼠患的防范。有学者注意到，“比较而言，鸮形器物的分布地域相对偏北和偏西”，特别指出，“鸮形壶流行于河套地区，它的流行与衰落可能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有关。”“随葬鸮形器可能是为防范农业生产主要危害之一的鼠类，这是墓主人生前所一直承受的生存压力与忧患意识的体现。” [30]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有学者分析汉代“鸮形壶”的出土地点主要为河南新乡、山西侯马以及内蒙古磴口，在豫西、山东、宁夏等地也有发现丝绸 。 [31]也有学者补充了西安、大连新金等地的出土资料，并提示美国史密森学会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法国塞努齐博物馆等也收藏有形制与国内相近的器物。因为鸮形壶内部存留谷物残迹，许多学者认为是象征粮仓的明器，“鸮”的造型意在“防鼠”。有学者指出，这种器物“大约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约从西汉晚期开始传播到河套地区，延续至东汉初期”，这与“以朔方郡为代表的西北边境屯田事业，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32]有关。
李斯有关“仓中鼠”的人生感叹， [33]说明仓储鼠害早就为人们所认识丝绸 。仓鼠可以导致粮食储备的严重损失，因而威胁社会生活的基本消费条件。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有“塞穴置（窒）鼠”（甲七三贰）简文。 [34]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仓鼠穴几可（何）而当论及谇？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二以下谇。鼷穴三当一鼠穴。”（一五二） [35]则是防范“仓鼠”以保障仓粮安全的法律规定。
丝绸之路交通带有些地区汉墓随葬仓储模型取食鼠禽鸟鸱鸮形象，也是鼠害严重的反映丝绸 。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苏武牧羊北海的故事有这样的细节，《汉书·苏武传》记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实而食之丝绸 。”颜师古注：“苏林曰：‘取鼠所去草实而食之。’张晏曰：‘取鼠及草实并而食之。’师古曰：‘苏说是也。屮，古草字。去谓藏之也……’” [36]苏武在口粮供应断绝的极端情况下，不得不掘鼠穴，破坏鼠经营的“屮实”储备以维持最低水准的生存条件。这是人劫夺了鼠的“仓”，与通常鼠窃取人类的“仓”的情形相反。草原荒漠人与鼠的特殊关系，人与生态环境的特殊关系，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据介绍，“内蒙古农区秋牧后，当地农民有扎鼠仓的习惯，挖出仓鼠的贮存粮食，或做饲料，或筛选干净粮食自己食用丝绸 。”后来，“经过生态习性的观察，对何时扎鼠仓能既挖到鼠粮，又有利于防止鼠害，有了新的认识。对扎鼠仓的习惯法开始有了规定，这是民间防治鼠害的一大贡献。” [37]通过“扎鼠仓”的行为可知，苏武为求生而“掘野鼠去屮实而食之”的做法，应当并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李剑国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卷五对于《玉堂闲话》十卷的分析涉及“掘鼠食仓”：“《天中记》卷五四亦引，无出处，题《掘鼠得粟》。唐天复中陇右掘鼠穴得粮事，非异闻。按：南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采之，文大同。” [38]关于所谓“掘鼠食仓”故事，《类说》卷五四《玉堂闲话》“掘鼠食仓”条写道：“天复中，陇右大饥。其年秋稼甚丰，将刈之间，太半无穗。有人就田破鼠穴而求，所获甚多。于是家家穷穴，有获五七斛者。相传谓之劫鼠仓。民间皆出田中求食，济活甚众。” [39]五
五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疑似“木猫”
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二五东方朔《答骠骑难》可见这样一段涉及“猫”“捕鼠”的文字：
干将、莫邪，天下之利剑也，水断鹄雁，陆断马牛，将以补履，曾不如一钱之锥丝绸 。骐骥、騄耳、蜚鸿、骅骝，天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宫之中，曾不如跛猫。 [40]
傅春明辑注《东方朔作品辑注》说，此文出《东方大中集》，“陆断马牛”作“陆断牛马”，“天下良马”作“天下之良马”，“捕鼠于深宫之中”作“扑鼠于深宫之中”丝绸 。 [41]《艺文类聚》卷九三引《东方朔传》曰：“骠骑难诸博士，东方朔对曰：干将莫耶，天下之利剑也，水断鹄雁，陆断马牛。将以补
，曾不如一钱之锥丝绸 。骐骥騄耳，天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堂，曾不如跛猫。”[42]《初学记》卷二九引《东方朔传》曰：“骐骥騄耳，飞兔驎駵，天下之良马者也，将以捕鼠于深宫之中，曾不如跛猫。”[43]如果这段文字确实是东方朔作品，则“畜猫”以“捕鼠”或者“扑鼠”的记录，可以提前至于西汉时期。[44]
以“骐骥”“良马”“捕鼠”的说法还有一些丝绸 。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〇有“马捉老鼠”条：“《方言》：‘马捉老鼠。’盖讥人粗撞不了事也。传曰：‘骐骥骅骝，捕鼠于深宫之中，曾不如跛猫。’《淮南子》曰：‘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卢照邻云：‘命鸾凤兮逐雀，驱龙骥兮捕鼠。’马异诗：‘将吾剑兮切游泥，使良骥兮捕老鼠。’《庄子》曰：‘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45]所引几种说法，只有最后一例说到“狸”，但是都没有直接涉及“猫”。
汉代“猫”的考古发现，如大葆台汉墓与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猫骨，我们曾经进行过讨论丝绸 。只是相关遗存所反映当时的“猫”，尚未可知是否已经用于防御鼠害。 [46]
驯化的家猫是否经小亚细亚传入中国，目前尚无可靠的资料可以说明其路径丝绸 。而有的从事动物考古的学者认为，亦不能排除猫在世界不同地方分别实现驯化的可能。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雕“猫”的模型，是比较早的对于“猫”的形象的艺术塑造丝绸 。据介绍：
彩绘木猫
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高4.9厘米丝绸 。
甘肃省武威市新华乡磨嘴子汉墓群出土丝绸 。武威市博物馆藏。
整木雕成，卧姿丝绸 。面朝右，小圆耳，用黑线勾勒出眼、鼻、嘴，身及头部涂黑色。雕刻技法简洁。
另一件丝绸 ，定名为“木猫”：
木猫
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长19厘米，高6厘米丝绸 。
甘肃省武威市新华乡磨嘴子汉墓群出土丝绸 。武威市博物馆藏。
整木削制丝绸 。侧卧，两耳直立，左眼圆睁，右眼眯缝，面部中间突棱，背拱起，腹内收。墨绘耳廓、双目。雕刻技法简练，巧妙地利用木质特有的纹路表现木猫面部棱角、拱出的脊背、内收的腹部，加上墨绘，生动地表现了猫似睡仍警的特征。 [47]
不过，另一文物研究论著《中国汉代木雕艺术》中，则称其中第二件木雕作品为“卧虎”丝绸 。文字说明为：
卧虎
东汉长19厘米丝绸 。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
虽然木卧虎的下部微朽，但仍然概括地显现出虎起伏的外廓，使人感到卧虎潜在的威力丝绸 。 [48]
时代断为“东汉”是正确的丝绸 。较之《陇右遗珍：甘肃汉晋木雕艺术》的年代标示“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自然更为合理。虎为猫科动物，猫与虎自有相像之处。这两件汉代木雕表现的是“虎”还是“猫”，尚未可断言。但是通常汉代表现虎的画面多显著标示其皮毛的条纹。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雕却没有同样的显示。或许“木猫”“彩绘木猫”定名的合理性是存在的。
汉墓随葬“木猫”模型，应当与当地鼠害的严重有关丝绸 。河西相关文物的发现，提供了有益于丝绸之路史研究的信息。猫用以防治仓鼠的故事，后世有《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一》：“弘道初，梁州仓有大鼠，长二尺余，为猫所啮，数百鼠反啮猫。” [49]猫鼠的生死格斗，出现异常的场面。
六 鼠的生存与繁殖对屯垦和交通的危害
以经济史和生态史结合的视角观察，鼠患最严重的危害是对于农业经营粮食作物生长与收获的破坏丝绸 。正史记录往往称之为“鼠害稼” [50]。《天工开物》又指出“鼠害”对蚕业的影响。 [51]然而在丝绸之路交通线上，“鼠害”除了对屯垦农作物生产形成威胁之外，因地理形势和经济格局不同，在其他方面还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自然地理研究者告诉我们，“草原生境适于鼠类生活和繁殖丝绸 。”比如，“内蒙古草原上最常见的巴氏田鼠是禾本科草原啮齿类动物的代表，黄鼠则是优势种。此外，还有鼠兔、鼢鼠、旱獭等，均喜群聚生活。”边塞地方的屯戍行为，往往受到鼠类活动的影响。其生态作用，同时危及农田和草场。“它们对草场及农作物有很大危害，常常啮食牧草与农作物，特别是损害对牲畜适口的牧草。在栖居密度较大的地方，洞穴纵横，地下被挖空，草类因此缺水、缺土，往往不免枯死。”汉代的情形应当就是如此。
鼠穴的密集对丝绸之路交通也会直接造成危害丝绸 。“马、牛有时蹄陷穴中，因而受伤，大车行走也可能受到阻碍。”《中国自然地理纲要》的这段文字在“消灭鼠害”题下。论者强调“必须消灭鼠害”以“保证牧业发展”。 [52]其实“鼠害”对交通“行走”条件的危害，也应当受到重视。我们在回顾丝绸之路交通史的时候，有必要分析其负面因素中“鼠”的破坏作用。
清人卢见曾有草原交通经历，他有诗作《望燕然大青诸山》《青冢》《蒙古包》《过瀚海》等，其《刘百朋孔竹庐两台长相约过我迟久不至戏柬长句》诗写道：“地各一角天一涯，结邻却在流沙西丝绸 。若疑此境为梦幻，亦如鼠穴纷轮蹄。” [53]诗句反映所谓“鼠穴”对交通形式“轮蹄”的恶劣作用，应是诗人亲身感受。嘉庆《黑龙江外纪》卷八写道：“鼢鼠穴地，行经过处，踏之成坑坎。故呼伦贝尔道中马蹄易陷，多鼢鼠也。俗呼粪鼠子。” [54]又民国《黑龙江志稿》卷一五“鼢鼠”条引《巴彦县志》：“鼢鼠穴地，居人经其处辄陷” [55]也都说到同样的情形。
清人朱凤毛《拟谢惠连雪赋》写道：“大漠迷茫，长途瑟缩丝绸 。煨榾柮而无焰，陷轮蹄而转蹙。” [56]所说形容风雪导致的“大漠”“长途”行旅艰难。但是“陷轮蹄”的因由，往往来自鼠穴所致，“马、牛有时蹄陷穴中，因而受伤，大车行走也可能受到阻碍”。
西北穿越草原荒漠地区的丝绸之路沿线的鼠患，对社会经济生活和交通行为都造成严重危害丝绸 。考察河西史、西域史乃至西北屯垦史及丝绸之路交通史，都应当予以注意。
滑动查阅注释
[2] 李菁叶：《睡虎地秦简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中的十二兽探析》，《南都学坛》2011年第5期，第38页丝绸 。
[3] 任美锷，杨纫章，包浩生编著：《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7页丝绸 。
[4] 〔宋〕邵博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213页丝绸 。
[5]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西安州……天都砦丝绸 。元符二年，洒水平新砦赐名天都，东至临羌砦二十里，西至西安州二十六里，南至天都山一十里，北至绥戎堡六十五里。”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1页。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在今宁夏海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第20～21页。参看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
[6] 岳邦湖：《丝绸之路与汉塞烽燧》，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编：《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25輯（1992年3月）；另载《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丝绸 。
[7]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臧版1981年10月影印版，第659、391页丝绸 。
[8] 王子今：《试说居延简文“鲁絮”“襄絮”“堵絮”“彭城糸絮”——汉代衣装史与纺织品消费史的考察》丝绸 ，
（《东西人文》第12号，庆北大学校人文学术院2019年10月30日）丝绸 。
[9] 〔瑞典〕弗克·贝格曼考察；〔瑞典〕博·索马斯特勒姆整理；黄晓宏等翻译；张德芳审校：《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领的中瑞联合科学考查团中国西部诸省科学考察报告考古类第8和第9》，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33、35、60、86、94、96、97、99、100、284、288、333、334、339、350、376～377页丝绸 。
[10] 王子今：《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37页丝绸 。
[11] 王子今：《河西出土汉代丝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中州学刊》2023年第9期，第121页丝绸 。
[12] 〔瑞典〕弗克·贝格曼考察；〔瑞典〕博·索马斯特勒姆整理；黄晓宏等翻译；张德芳审校：《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领的中瑞联合科学考查团中国西部诸省科学考察报告考古类第8和第9》，第275～276、288页丝绸 。
[13] 参看王子今：《汉代西北边塞吏卒的“寒苦”体验》，《简帛研究》2010年第1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丝绸 。
[14] 〔英〕奥雷尔·斯坦因原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卷，第171页丝绸 。
[15] 〔英〕奥雷尔·斯坦因原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3卷，第718页丝绸 。
[16] 〔英〕奥雷尔·斯坦因原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3卷，第713页丝绸 。
[17] 〔英〕奥雷尔·斯坦因原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第141页丝绸 。
[18] 〔英〕奥雷尔·斯坦因原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第137、154页丝绸 。
[19] 〔英〕奥雷尔·斯坦因原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第167页丝绸 。
[20] 〔瑞典〕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丝绸 。
[21] 罗泽珣，陈卫，高武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六卷《啮齿目》下册，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丝绸 。
[22] 罗泽珣，陈卫，高武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六卷《啮齿目》下册，第185页丝绸 。
[23] 〔英〕奥雷尔·斯坦因原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第403～404页丝绸 。
[24] 〔晋〕葛洪撰：《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3～24页丝绸 。
[25]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2358页丝绸 。
[26]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第3556页丝绸 。
[27]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71页丝绸 。
[28] 如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鸮面陶罐丝绸 。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编：《河湟藏珍：历史文物卷》，文物出版社，2012年，图84。
[29] 张抒：《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第86页；湛璐琳：《河套地区汉墓出土鸮壶述略》，《肇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52页丝绸 。
[30] 李重蓉：《汉代的“鸮”：艺术史、信仰史与农史的考察》，《中国农史》2022年第6期，第26页丝绸 。
[31] 张抒：《汉代墓葬出土鸱枭俑（壶）浅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第86页丝绸 。
[32] 李重蓉：《汉代的“鸮”：艺术史、信仰史与农史的考察》，《中国农史》2022年第6期，第27页丝绸 。
[33]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丝绸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中华书局，1959年，第2539页。
[3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第86页丝绸 。
[3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128页丝绸 。
[36]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463页丝绸 。
[37] 罗泽珣，陈卫，高武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六卷《啮齿目》下册，第8～9页丝绸 。
[38] 李剑国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华书局，2017年，第1564页丝绸 。
[39] 《类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3册，第942页丝绸 。
[40]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267页丝绸 。
[41] 傅春明辑注：《东方朔作品辑注》，齐鲁书社，1987年，第14页丝绸 。
[42]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615页丝绸 。
[43]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704页丝绸 。
[44] 王子今：《东方朔“跛猫”“捕鼠”说的意义》，《南都学坛》2016年第1期，第2页丝绸 。
[45] 〔明〕田艺蘅撰；朱碧莲点校：《留青日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1～572页丝绸 。
[46] 王子今：《猫的驯宠史》，《历史学家茶座》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页；《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第2期，第94页丝绸 。
[47] 山西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等编著：《陇右遗珍：甘肃汉晋木雕艺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2页丝绸 。
[48] 张朋川主编：《中国汉代木雕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94页丝绸 。
[49]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879页丝绸 。
[50] 如《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开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万为群丝绸 。”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9页。《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一》：“贞观十三年，建州鼠害稼。”“二十一年，渝州鼠害稼。”“景龙元年，基州鼠害稼。”“开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万为群。”“开成四年，江西属害稼。”第879页，第880页，《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太平兴国七年十月，岳州鼠害稼。”“乾道九年，隆兴府鼠千万为群，害稼。”第1432页。《清史稿》卷四二《灾异志三》：“乾隆元年，文县鼠害稼。”中华书局，1976年，第1590页。
[51] 《天工开物》卷二《物害》：“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丝绸 。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终始。防驱之智，是不一法，唯人所行也。”杨维增译注：《天工开物》，中华书局，2021年，第79页。
[52] 任美锷，杨纫章，包浩生编著：《中国自然地理纲要》，第322页丝绸 。
[53] 〔清〕卢见曾：《雅雨山人出塞集》，清道光二十年卢枢清雅堂刻本，第442页丝绸 。
[54] 嘉庆《黑龙江外纪》，清光绪广雅书局刻本，第210页丝绸 。
[55] 民国《黑龙江志稿》，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第1419页丝绸 。
[56] 〔清〕朱凤毛撰：《一帘花影楼试帖律赋》，中华书局，2020年，第264页丝绸 。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来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1期
